生于70年代的上海人，对羊肉的感知是与季节、地域和集体记忆紧紧缠绕的。那是一种被黄浦江的风、苏州河的水，以及石库门弄堂的烟火气共同浸润过的味道，粗粝、温热，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。
记忆的起点，往往在深秋。梧桐叶开始泛黄飘落时，弄堂口的熟食店便会挂出那块醒目的牌子：“白切羊肉上市”。那不是普通的招牌，而是一份季节的宣言。羊肉用纱布裹得方正正，浸在清澈微黄的汤冻里，像一方温润的玉。父亲下班时，会用油纸包回一块，小心翼翼地托着。晚饭桌上，羊肉被切成薄片，蘸一点酱油，或者更地道的，是蘸上海特产的黄牌辣酱油。那羊肉的味道是清鲜的，肉质细嫩，几乎没有膻味，只有一股醇厚的、属于动物油脂的香气。最妙的是那层晶莹的肉冻，入口即化，清凉滑润，与羊肉的温软形成奇妙的对比。一家老小围坐，窗外是渐渐凛冽的风，屋内是这一口熨帖脾胃的温暖，这便是上海人迎接冬天最郑重的仪式。
更深层次的羊肉记忆，则与“热气羊肉”紧紧相连。所谓“热气”，并非指温度，而是指未经冷冻、当天宰杀的新鲜羊肉。80年代中后期，随着个体经济的萌芽，一些热气羊肉店在闸北、南市的老城区悄然兴起。它们往往店面不大，甚至有些简陋，但门口永远排着长队。师傅在玻璃橱窗后，手持阔背薄刃的刀，将一整条羊腿上的肉片得飞薄如纸，红白纹理如大理石般清晰。那是需要真功夫的，肉的部位、纤维的走向、下刀的力度，都决定了入口的质感。
吃热气羊肉，必须用铜锅炭火。紫铜锅子擦得锃亮，中间耸着高高的烟囱，里面烧着通红的炭块。清汤为底，顶多放几段葱白、几片生姜、几颗枸杞，为的是不夺羊肉的本味。水沸了，用筷子夹起一片羊肉，在翻腾的汤里涮个七八下，肉色由鲜红转为粉白，立刻捞出。蘸料是灵魂所在，通常是一碗稠厚的芝麻酱，自己再根据口味调入腐乳汁、韭菜花、虾油卤、香菜末，最后点几滴香油。羊肉裹满酱料送入口中，先是酱香的复合浓郁，紧接着，羊肉那极致的鲜嫩和一丝若有若无的、属于草原的野性气息，便在口中爆炸开来。那种满足感，是物质尚不十分丰裕的年代里，最慷慨的味觉犒赏。通常，一顿热气羊肉，是以一碗撒了葱花、用涮肉原汤冲开的“浑汤”面，或者几只吸饱了汤汁的百叶包、油面筋收尾的，圆满而扎实。
还有更市井、更随性的存在——羊肉面。冬天的清晨，街头巷尾的点心店里，一口大铁锅永远咕嘟咕嘟地炖着羊肉，浓白的汤汁翻滚着，香气能飘出半条街。那是用羊骨、羊杂长时间熬煮的汤底，醇厚如奶。一碗阳春面下好，浇上一大勺滚烫的羊肉汤，再盖上几块带皮的、炖得酥烂入味的红烧羊肉。羊肉酥而不散，肥腴的皮胶质满满，瘦肉部分纤维丝丝分明，浸透了酱油、冰糖和桂皮、茴香的复合滋味。就着面，稀里呼噜吃下去，额头上能沁出一层细汗，足以抵挡一整天的阴冷潮湿。这是属于普通劳动者的、实实在在的暖意。
这些关于羊肉的记忆，是嵌入70年代上海人成长图谱中的味觉坐标。它不仅仅是食物，更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缩影。在计划经济的尾巴和市场经济初萌的交界处，羊肉代表着一种有限的丰裕，一种需要排队、凭票或额外花费才能获得的“改善”。它连接着家庭团聚的温馨，也见证着朋友同事在简陋店铺里围炉而坐、畅谈未来的热情。那个年代的上海羊肉，没有后来那么多花哨的吃法和名贵的产地，它朴素、直接，却因承载了特定时空下的情感与期盼，而显得格外厚重、绵长。如今，各种高端羊肉料理层出不穷，但弄堂深处那缕混合着炭火、芝麻酱和羊肉清香的烟火气，依然是这代上海人心中，关于冬天、关于家乡、关于成长最温暖、最无法替代的滋味。
